总之，在强调通过法律寻求社会效果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做一些法律之外的延伸工作。

自由权以国家消极义务为主要手段、国家积极义务为次要手段达到现有利益的尊重。国家义务的可诉性及其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二、尊重义务是典型的可诉义务（一）不同存在形式尊重义务的可诉性分析传统的两分法将权利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而与之对应的则是国家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

保护义务牵涉到国家、基本权利主体和实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的三方关系。（注：法官在判决中认为，韩国历部宪法都对财产征收、使用和限制规定了相应的补偿，并授权以法律规定之，说明国家明确赋予了立法者的立法义务。这任何一种认识都忽视了国家为人权综合性实现所负义务的复合性特征。依据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理论，基本权利主观面向所对应的国家义务是公民可直接向国家主张的，也就是可以通过司法程序保障实施，亦即可诉的。可诉性可诉性包括纠纷的可诉性和规范的可诉性[1]。

其次，义务的履行主要取决于相关公权力主体的态度还是能力，司法审查适合于价值甚于事实裁量。法院总结说，可以援引这些条款，以便对照条约标准检验国家立法赋予的服务，其结果是，这些条款可被视为自动执行条款。而从对调解的组织管理上分析，《人民调解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

调解与司法在定分止争的秩序价值上是一致的，但在对正义与公平的司法价值追求上则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1957年，行政裁决与调查委员会进一步主张将裁判说理当成一项法定义务，因为：一项基本原则就是程序当事人应当在裁判的最后一天知晓某一特定裁决作出的理由。执法不能与执法侵权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而社会民众的法律执行观在压制型、命令式执法理念导引下出现误区：在民意表达方式上，不是通过温和而合理的方式，而是采取威胁或暴力抗法的极端方式来引起关注、给执法者施压，最终导致执法者与相对方关系的恶性循环。因此，为了实现程序之实质理性，在社会矛盾的化解中，需要通过三种程序性方式来实现正义：（1）看得见的正义。

公共治理理论主张先自治后他治，先社会后政府。对于任何一类风险，都应当建立起标准—次级标准—指标三级评价体系，使评估的内容细化，具有可适用性。

将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修改为一定文化水平。但是，这绝非意味着对司法调解地位的贬低或轻视，而是要实现司法调解与非司法调解的对接与融通，将司法调解置于社会矛盾处理大系统中进行科学定位，以便于更好更有效地发挥调解的作用。社会调解以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其他纠纷解决社会组织为依托，通过劝说、疏导、协调，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协议，解决民间纠纷，是体现民间自治的调解形式。但根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共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于是，专门法律活动的大众化与专业化在语言、场景、行为三方面均需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对接与融通的机制，这样才能被社会纠纷中真实的人所知晓与明白。调解的价值不能局限于息事宁人的工具理性层面，而应当转变到保障公民权利的本体论上来认识。同时，社会风险虽然与经济风险难以完全隔离开来，但是它是自成一类的独立系统，应当构建一套单独的评价标准，并对不同的风险标的进行分门别类的评估。另参见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08 - 09/05/content_9773347.htm[22]John Rawls，Reply to Habermas. in 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p. 385.[23]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

既然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理由可以达成重叠共识而非基于对规则理由的一致共识达成基于理由的受束共识，而社会矛盾各方的利益分歧又是如此的尖锐，那么，单靠立基于受束共识的司法调解就显得过于单薄。而无论是民间组织还是官方机构，又都面临如何对待与接受社会大众信息的问题。

[6]判决必须说明理由这一原则今天极为牢固地树立了，在意大利，宪法本身就此作了规定。即通过公共辩护达到广泛而一般的反思平衡（wide and general reflective equilibrium），这种平衡完全是主体间性的：也就是说，各个公民都把每个其他公民的推理和论据考虑在内了。

可见，规范适用的最基本方式是司法判决而非调解。在诸多矛盾中，公权力与私权利、利益关系的顶端与末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场域，而官民矛盾被认为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矛盾。而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社会将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参见汪孝宗等：《哪个省的GDP含金量最高？》，载《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9期。而较之于调解，判决对规范的依赖性以及判决本身的规范性显然要强得多。而保真性则关注信息的质量问题，指回收信息与社会实际信息的关联度，或者用反向失真率表征。

在实践商谈中，具有有效性的，只是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动规范。站在法治长远发展的历史高度进行观察，亦应以判决作为司法解纷的基本方略。

但是，当事人往往由于主观利益或客观理解上的不同而存在种种判断的负担（the burdensof judgment），进而造成了合理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所以我们经常只能满足于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而不是受束共识（ qualified consensus） ，[19]即哈贝马斯所称的基于理由的共识（begruendete Konsensus）,[20]亦即基于论辩各方所认可的同样理由的共识而后者正是司法调解而非民间社会调解的基础。[12]在实践领域中，法的功能囿于惩罚、打压和禁止，长期以来强调治患于已燃，而忽视防患于未然，其结果不免导致治标而不治本的单一功能主义。

对经过公证确认的有实体内容的社会调解协议，应当赋予其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效力。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

情理法相互融合的内在机理预示着此三者之间进行外在沟通的制度化构建之必要与必然，而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释法说理机制则是一个基本的去路。恰恰相反，非司法调解尽管不能违反法律，但可以动员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纠纷事实进行不同价值理解，并且在不同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所以，如果司法调解应该有度，那么，非司法调解则是无度的。而单纯的法律理想主义过于倾情于法律价值的抽象命题而缺乏形式理性的现实根基，使情理因其非文本化、非逻辑化而难以步入法律的现实王国。

[22]因此，命令式执法需要与立基于以人为本的互动式执法相结合，使执法建立在充分的民意基础上，以修复权利与权力以及权利与权利交互之间的断裂。[25]因此，诸如公共服务提供、拆迁安置补偿等涉及经济内容的协议，应当依靠政府与非政府主体之间的谈判才能达成

这个权利，也就是德国宪法法院通过判例确立的信息自决权。比如说我们的信息不能传递给津巴布韦，就通过法国传给津巴布韦。

我们的基因信息肯定会涉及到国家的重大利益，是不能传递到国外的。其次，法人资料的价值和功用和自然人不同，一定的法人资料应该由民法（关于商业秘密、技术诀窍等的规定）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也就是说法人秘密资料都归入知识产权保护法，公开的那些（比如桂林的案例，有一家超市专门雇人去另一家超市抄价格）这样就需要动用公法来保护。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信息主体的范围，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前段时间政法大学的一位老师准备请人到国外告新浪，因为他在新浪开了博客发了一些文章，后来他不再写了，新浪管理员就把前面写的一些敏感文章删除了。腾讯用户量大，那么游戏就可以放到腾讯上，腾讯赚了钱以后会分成，腾讯是没有开发风险的。隐私权也一样，在美国隐私权是最发达的，它从个人独处的权利、个人保持不受打扰的权利，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个人事务的自主决定权，范围十分之广，我们的研究也是往这方面发展的。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在欧洲可以援用第八条私生活保护，可能私生活的概念更符合，不是狭义上的隐私。学 生：GPS、智能手机等是可以追踪到个人所处位置的，像行踪信息如果纳入个人信息中，法律保护的界限就很难区分，那么这个问题如何把握呢？齐爱民教授：个人信息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国家立法，都是概括式的很少列举式的，最后都会落实到直接识别或间接识别。

所以，选择退出机制对于信息产业而言是可能的，更加宽松。这种法律规避也是被禁止的。

第二个问题，现在个人信息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热？为什么一定要立法？这与互联网密切相关，比如聊天网站服务器可以保有所有的聊天记录。防止个人资料被窃取、篡改、毁损、灭失、贩卖或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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